央行官员：积极财政政策解决“流动性陷阱”更有优势

本篇文章3129字，读完约8分钟

[管涛建议，政府不应该“游手好闲”，应该尊重市场，发挥市场的清算作用；中国主持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将结构调整作为重要内容，提出了9个重点领域、48项指导原则和12项具体指标。]

今年9月，中国将担任20国集团峰会主席国，结构改革是世界面临的核心问题。尽管量化宽松(qe)和低利率可以将国家从危机中拯救出来，但它们不再能真正刺激经济增长和提高生产率，长期滞胀的后果是可怕的。

在8月16日举行的“2016中国论坛:供给侧结构改革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上，中国人民银行统计调查司司长盛松成、中国金融四十论坛高级研究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前司长管涛等行业专家齐聚一堂，强调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紧迫性，这也是今年g20最大的吸引力。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结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障碍，是一场持续努力、长期胜利的持久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实力，树立信心，坚定战胜困难的决心，避免用“大洪水灌溉”的扩张方式给经济打一针强心剂，使经济在短期刺激后越来越差。”关涛说。

盛松成:货币政策不能孤军奋战

盛松成表示，当前经济低迷实质上是两大问题的叠加: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给结构失衡，应更加重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

事实上，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货币政策的边际效应正在减弱。自去年以来，中国通过RRR减债和中期贷款等措施释放了大量流动性，但企业投资意愿依然低迷。7月份，m1和m2之间的“剪刀差”继续扩大至15.4%，创下新高；7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4636亿元，其中家庭中长期贷款(抵押贷款)增加4773亿元，非金融企业和政府机构贷款减少26亿元，表明企业有较强的观望态度。

造成这种情况有许多特殊因素。盛松成说，例如，去年的救助因素提高了比较基数。去年7月，由于股市大幅波动，注入了大量稳定和救市资金，商业银行证券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9645亿元，提高了货币信贷的比较基础。扣除这一因素的影响后，初步估计今年7月m2同比增长11%，比上个月下降0.8个百分点。

此外，7月份实体经济表外融资减少3137亿元。其中，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减少5122亿元，为2002年以来最大单月降幅，这与监管力度加大和企业间业务往来萎缩有关。

尽管特殊因素客观存在，但“剪刀差”不断扩大的实质原因仍然是企业投资意愿低。

盛松成表示，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大量资金流向企业，但企业需求资金的增加并不是由于业务扩张，而是企业用钱观望，谨慎投资。实体经济中制造业投资和私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继续疲软。2016年1月至7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3.0%，环比下降0.3个百分点，为200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从1月到7月，固定资产私人投资同比仅增长2.1%，同比下降9.2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7个百分点，为2012年第一季度首次发布以来的最低水平。

最近，许多分析师指出，大型企业(主要是国有矿商和重工业企业)的委托贷款增长迅速，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可能会加剧中国的坏账问题。

“这些非金融(国有)企业不具备像银行一样运作和评估借款人信用的必要专门知识；随着经济进一步放缓，这些贷款很可能变成不良贷款。”惠誉旗下研究机构bmi research的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当中国企业面临类似的“流动性陷阱”时，盛松成认为，中国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更有优势。

他说，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政府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都有更大的决策权，可以选择更好的组合。特别是，中国政府部门的总体杠杆率低于发达国家。截至2014年底，全国政府债务余额为249655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9.2%。

此外，盛松成认为，减税比降息更有助于刺激企业投资。“中国的企业税负很重，减税可以迅速增加企业的利润，有效地促进企业的生产积极性。2013年，中国企业的总税率为67.8%。”

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财政可持续性具有绝对优势，这为财政刺激和结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空。“据估计，中国的财政赤字率可以提高到4%甚至更高(2014年实际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2.1%，2015年为3.5%，首次超过3%)，这可以弥补减税的不足。财政削减将更好地支持供应方改革，不会给中国政府带来更高的债务风险。”盛松成说。

这主要由两个原因决定。首先，中国政府债务结构合理。首先，绝大多数政府债务是内债，而外债的比重很低(2014年，中国外债仅占1%，而美国占43%)；二是中国短期债务占比相对较低(2014年底，短期债务占中国中央政府债务的10.1%，同期短期国债和机构债务占31.3%)。

第二，中国经济和政府收入增长迅速。首先，较高的经济增长导致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并提高了中国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第二，中国国有企业资产雄厚，盈利能力强；第三，我国地方政府有更多的土地出让收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具有一定的盈利能力。

关涛:长期痛苦总比短期痛苦好

事实上，纵观全球，不难发现，不仅中国的结构性改革迫在眉睫，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货币政策也已达到极限。自2008年的大危机以来，世界似乎已经从危机的魔掌中恢复了一点点，但很难继续增长，生产率也在持续下降。美国大选、英国退出欧盟和潜在经济放缓等长期风险也在酝酿之中。

关涛表示，上世纪90年代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措施与2008年应对危机的方式大不相同，但后果却大不相同，值得各界深思。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由于东南亚国家当时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了数百亿美元的紧急贷款。

然而，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危机国家(除了韩国、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提供了援助，但其苛刻的条件仍受到东南亚国家的批评:财政紧缩、货币紧缩、金融监管和对外开放。

管涛向《中国商报》记者指出，虽然许多学者认为imf当时做错了什么，imf本身也吸取了教训，但正是因为当时的“短暂痛苦”，才使得“危机国家的经济增长在一两年后出现了积极的变化。”在2001年至2005年期间，危机国家以美元计价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

然而，纵观2008年的危机及其应对措施，发达国家普遍实施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包括降低私营部门的杠杆和增加政府部门的杠杆；欧洲、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央行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从低利率、零利率、量化宽松到负利率。例如，日本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量化宽松和积极财政政策已经成功推出，但结构调整的第三支箭还没有到来，这使得日本经济似乎又陷入了泥潭。

危机爆发八年后，现在的世界经济如何？管涛表示，当前全球金融风险正在上升和转移: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转移；从银行系统转移到影子银行；从还款风险向流动性风险转移。

此外，全球负收入国家债务已达10万亿美元；受长期低利率、强监管和经济波动的影响，欧洲银行体系正在崩溃；受溢出回流效应的影响，美联储仍在努力提高利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连续三次下调了对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

管涛表示，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国付出了短暂的代价，因为财政收支和对外收支更加健康，汇率更加灵活，储备更加充裕，能够更好地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然而，发达国家的危机过于依赖财政和货币刺激，迄今未能摆脱危机，而是变得更加依赖刺激政策。

目前，为扭转这种局面，管涛建议，政府不应“游手好闲”，而应尊重市场，发挥市场的清算作用；中国主持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将结构调整作为重要内容，提出了9个重点领域、48项指导原则和12项具体指标。

此外，供应方是主要矛盾。“必须加强供应方的结构改革，这必须是主要方向。需求方在创造解决主要矛盾的环境方面发挥了作用。投资扩张只能适度，不能过度。”关涛说。

来源：零点娱乐时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