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大释法看依法治港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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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市民聚集一堂，支持反对香港独立的法律解释

2016年11月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对《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以下简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平息了香港立法会宣誓的风波。对NPC的解释恢复了中央政府在依法治港中的作用，这可能会给香港带来新的法治。然而，香港社会，特别是法律界，已经变了颜色，而“破坏法治”的理论是非常混乱的。反对者对香港司法独立的理解往往是绝对的和完全自主的，并误解了香港法治的真正宪法基础。我们必须知道，香港司法独立是《基本法》下的授权独立，是相对于特区行政和立法权力的独立，而不是对香港司法有法定监督权的授权主体(中央政府)的独立。

回归后，香港的《基本法》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香港的法律制度仍然遵循普通法。如果说“一国两制”是中国宪政的一项创举，那么香港的法制也是一项创新，它不仅受普通法的约束，还受国家宪法的约束，人大有权解释法律。因此，从中心观点来看，否定NPC的解释就等于否定中国对香港的主权。

否认对NPC的解释意味着否认国家主权

香港的司法独立必须在适当的国家法律制度和视角下重新理解和定位。特别是当“香港独立”兴起，而香港司法又不能有效地识别和压制它时，香港对法治的过度依赖和信仰，是对《基本法》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客观背离。NPC解释的法律争议和政治博弈并存，涉及中西文明的冲突、国际政治斗争、主权与自治的界限以及“一国两制”的现实危机，意义重大。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处理港澳事务时多次强调:一方面，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政策“不变不动摇”；另一方面，我们十分重视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落实“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不扭曲、不变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独立”的立法者挑战“一国两制”的底线，肆意践踏法治，香港司法压制不甘无力，中央政府权衡利弊，果断释法，引导香港司法和社会准确理解《基本法》，共同承担“反香港独立”的责任。

NPC对法律的积极解释反映了中央政府依法治港的决心。人大的解释不可能深入到香港日常管治的细节。必须尊重《基本法》确立的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然而，这种解释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无拘无束，不敢行动。相反，应该根据《基本法》的实施和香港新的法治的转变，有选择地适度正常化。根据回归以来的解释实践，NPC逐步形成了积极解释、行政长官要求解释和终审法院要求解释的三轨制。

对NPC的适度和正常的解读是香港法治转型升级的关键动力和因素。与香港普通法传统的结构性对话和融合，客观上有助于香港自治法律制度的最终形成。

NPC积极解释法律，并创建了新的法治模式

目前，世界上主要的法律体系:以英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和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分别起源于800年前的英法两国的政治环境，解决纠纷的方法也大相径庭。英国和法国在执法或仲裁方面采取的政策截然不同。具体来说，两国对法官的权力有不同程度的君权；法国的法律体系侧重于由皇室专业法官进行仲裁，而英国的法律体系则基于由相对独立的民事陪审团进行仲裁。到目前为止，在发达国家，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已经逐渐融合。

香港法律继承了英国普通法的陪审团制度。举例来说，前行政长官曾荫权被控收受行政长官利益罪及公职人员行为不当罪的案件，数日前在高等法院审讯，其后由法院选出一个由9人组成的陪审团。换句话说，曾荫权决定他是否有罪的权利在于一个由法官领导的陪审团，而不是法律赋予的法官。

此外，判例法是香港法律的主要来源之一。所谓判例法是指从法院在判决中列出的论点中得出的法律原则和规范。判例法可以解释成文法的规定，解释、演绎或推广一些普通法原则，并决定如何将这些原则适用于案件的具体情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香港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其实就是解释法律的过程，而“解释法律”并不新鲜。

只有新的法治才能满足香港管治和社会繁荣稳定的需要，而新的法治必须具备相应的国家法律属性、视角和内涵。由于《基本法》中有大量非自治条款和中央管治问题，这些条款的解释并不适合香港地方法院，而香港司法机关对《基本法》解释的偏差也需要权威机构的监督和纠正。

因此，NPC对《基本法》的积极解释，为《基本法》制度模式的更新和演进创造了可能，即中央解释权作为一种欧洲式的违宪审查权，通常被植入香港的管治制度，这不仅保证了《基本法》解释和适用的正确性，也调整和平衡了香港地方管治制度内日益失衡的“司法至上”趋势。这是一个在主权制度下，内地法律传统和普通法传统之间微妙的宪制平衡机制，也是中央政府依法管治香港

来源：零点娱乐时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