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FBI＂喝咖啡＂，现在美国干脆拒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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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纽约时报》和其他国内外媒体报道称，数百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骚扰，或者他们的签证被美国大使馆取消。复旦大学副教授沈懿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说到这，应该是2018年7月，应该是首批被美国取消签证的上海学者之一。一般过程如下:从美国的一个学术研讨会回来后，我收到一封来自国土安全部的电子邮件，说电子移民审查的状态已经更新；然后我收到了美国上海总领事馆的邮件，要求收回我的护照；通过校外办公室递交后，两天后又被退回，十年期签证上盖着“作废”章。

事实上，在这次事件之前，我可能有点心理准备。毕竟，这不是美国第一次与个人机构打交道，而且已经有3-4次“遭遇”。

第一次是2015年去美国开中美互联网论坛会议。我和大约10个人一起进入西雅图。我当时拿着一本公共护照，这群人通过外交途径通过海关，但被一名警察单独叫到机场。“小黑屋”问了一些问题，他们问了一些基本的问题，比如“这是什么？”“你从哪里来？”“去哪里？”“你通常在哪里工作？”"你工作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会后，这群人离开了旧金山。我已经完成了安检和通关手续，然后三个穿着“边境管制”制服的警察在安检后去登机口的路上等我。他们直接要求我搜索我的手机、笔记本电脑和随身行李，并要求我提供电子产品的开机密码。我记得那是一个白人和两个中国人的组合，两个中国人有较老的香港口音，而年轻的一个似乎偏向台湾口音。在检查期间，基本上是在提供了他们想要的启动密码后，我问，你为什么要检查它？年长的中国人说你的签证有问题；然后我问，上海总领事馆签发的官方护照签证有什么问题吗？货物似乎有点生气，就把它们扔掉了。我发现后会告诉你，然后我就跑了。

这时，大约是登机前25分钟，然后，直到登机前5分钟，他们把电脑、手机和随身行李还给我。后来，当他们打开电脑，他们发现原来的功率是100%。返回后，电池仅显示70%或80%，消耗了近25%的电能。显然，它很可能又被复制了。虽然这是我的个人电脑，但我回来后不会再用了，所以我买了一台新的。当我把它还给我的时候，我什么也没说，离登机只有5分钟了。我想就发生的事情追几句话，但看看时间，我会忘记它。客观地说，商务护照和签证没有问题。前一句只是他压制的陈词滥调。

第二次我也去了美国开会。这是我第一次在美国电视剧之外看到现场的联邦调查局人员，我也和他们取得了联系。那时，我在早上5点钟降落在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迷迷糊糊地下了飞机。当我刚下飞机廊桥时，两个人突然拦住我，说:“你是沈教授吗？”当时我还在想。我不知道组织者有辆皮卡。而且这个地方似乎也不太对劲。

然后，他们自称是fbi的网络安全和网络犯罪部门，问我这次会议期间什么时候有空，并请我一起喝杯咖啡。我没办法，所以我在机场和那两个人聊了一会儿。他们的态度很圆滑，他们告诉我一些事情来表示他们的熟悉。既然对方如此熟悉，我可以很容易地开始和他们寒暄，聊一聊在旧金山被搜查的事。他们可能对我的坦率和直率感到有点惊讶，比如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大部门”和“有些人更聪明，有些人更聪明。”这是联邦调查局特工第一次邀请他喝咖啡。拿了行李后，他在机场喝了一杯卡布奇诺。

第三次是在2018年去美国举行一个关于空.网络战略稳定的中、美、俄三方研讨会有趣的是，直到会议召开，我才知道组织者邀请的所有俄罗斯学者都被拒签了。最初，一次会议聚集了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的学者来讨论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变成了中国和美国的学者来讨论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由于2018年中美关系的总体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赴美前仍有一些心理建设。结果真的发生了。那天晚上7点，我到达酒店登记。就在我准备上电梯的时候，两个人突然从电梯前走廊的沙发上“跳”了起来，问道:“你是沈教授吗？”然后他们亮出他们的证件，说他们是联邦调查局的，想请我吃饭聊天。所以，当我把行李放在房间后，我回到楼下，在酒店的餐厅里和两位fbi探员边吃边聊。

很明显，这两个人和他们之前遇到的联邦调查局还是不同的。前两个显示他们的特定部门负责网络安全，但这一次他们只说他们是联邦调查局；总的气氛变得与过去不同了。他们问我是否在中国政府工作。我现在问，你对“中国政府的工作”的定义是什么？学者研究项目的经费基本上来自相关的政府资助。这些项目都是普通的学术研究项目，没什么特别的。相关信息也是公开的；如果这算政府的工作，那么我真的是为政府的工作，中国；如果这就像获取情报一样，那当然不是。

调查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一位美国教授走进来，和两位联邦调查局特工说了几句话，他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是会议的组织者。联邦调查局坚持说他是例行公事，教授在表达了他的不满后离开了。因为我们多年来一直是我的学术交流伙伴，我们后来私下谈论了这种无助的情况。

然而，在当时许多中国学者的眼中，美国的这一系列行动确实超出了人们的预期。我们能感觉到他的焦虑和不信任，周围的气氛也发生了变化，但我们没想到变化会这么快，影响会这么大。

总的来说，结合相关类似事件的数量和频率，可以说它显示了美国的焦虑、不信任和脆弱，这也是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的实力已经下降或将立即下降，但至少美国人开始失去信心。他认为仅仅200多人，就能对超级大国造成巨大的伤害。这太荒谬了。

这种缺乏信心将反映在他的自由和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上，这可以从班农身上看到。右翼白人总是认为，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当前的美国政治体系已经偏离了他们的保守价值观。事实上，像班农这样的人，在所谓的“应对现在”等制度下，正在走一条在一定程度上把美国式的冷战与极右结合起来的路线模式。

然而，有趣的是，起初像班尼这样的人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中冉冉升起的政治人物，但他很快就被抛弃和边缘化了。为什么这么有权力的人会被赶出白宫？同样荒谬的右翼政客博尔顿和庞贝为什么会进入美国政府？由于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美国政府为资本家服务，许多班尼等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比如立即与中国开战，根本不会被资本家允许，因为这将对美国的收入产生巨大影响。

过去，美国拒绝向一些自然和科学技术领域的学者发放签证，但这次它扩展到了社会科学领域和“下手”人文学者。美国已经到了这一步，真是出人意料。目前，还不确定也很难判断影响范围有多广。换句话说，不确定今天的美国是否已经认定，像我们这样的学者进行交流就足以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或者他对中国的认知愚蠢到认为向我们这样的学者施加压力会对中国造成一些实质性损害。这一举动本身非常朴实无华，它凸显了一种傲慢、焦虑和无知的混合感觉。

此外，美国除了不断制造针对中国的“小花招”外，开始越来越明目张胆地把手伸向拉美等地，甚至公开叫嚣颠覆政权之类的话。然而，事实上，这些行动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和不成功的。这正好反映了美国目前存在的三个问题:政策创新能力为零，口袋里没有钱，只能鼓励三寸不烂之舌进行纯粹的负面言语攻击。这是美国衰落的典型标志。

最初，当美国干预这些地方时，它是在扔钱来扫清道路，但现在它没钱了。现在美国已经去了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警告那里的人们不要和中国混在一起。当然，对方会问如何在不跟随中国的情况下与美国融合。你能给我什么好处？但美国的回答是，如果你跟着我，你必须让我赢并获利。对方自然会感到莫名其妙和不可理喻。

美国的这一举动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意识到他们只是嘴上说说，而不是嘴上说说。例如，如果你来给我上一堂民主课，如果课后掉的钱足够三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那么你可以忍受说教，至少赚钱；但是现在我正在快乐地赚钱。结果，你来告诉我用这种方式赚钱是错误的。那我只能问，如果我赚不到这笔钱，我将在哪里赚到？我跟着你有什么好处？相反，你告诉我，“跟我来，给你被我剥削的荣耀。”

今天美国的困境是垄断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金融进入金融垄断阶段后所面临的困境。这是垄断资本主义内生矛盾和美国综合国力相对下降的综合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中国正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对美国来说并不容易。如果没有中国，它可能还会生存，因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变得更糟。

然后回顾中国。面对美国霸权的衰落，中国学者，尤其是一些所谓的“有名的、唯利是图的、走大路的政党”将视而不见。一般来说，普通网民对他们的偏好程度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并不总是平稳的，在一些地方环节可能会重复，但就长期趋势而言，他们在中国的影响力正在下降。

首先，这是由中国自身的发展决定的。如果中国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得足够好，那么它们就像昙花一现的树，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其次，它与美国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领导党、知识党和推墙党”是在赌博。他们预先与美国联系在一起，站在正确的历史一边。中国错了，这是他们的选择。如果美国最终被证明是错的，那么他们是错的，或者世界上有不止一条路，而中国的路也是对的，他们会感到尴尬。

现在初步的证据表明，在这个阶段，他们骄傲地做出了一个聪明的判断，那就是，他们从中国跳出来与美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身份方面捆绑在一起；然而，这一选择很有可能是错误的，这主要不是取决于美国的错误，而是取决于中国自己做的事情。此外，成长得越晚的一代，在国际交流中就越开放，所谓的“知名人士”对他们的实质性影响也呈下降趋势。

近年来，汉语话语的兴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这样的概念中可能会有一些争议，但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这主要分为三点。首先，不管名字是什么，实际做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效果，跟随你的国家获得了什么好处。这是实质性的层面；如果你做得不好，美国会衰落，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会上升。第二，你做什么和别人得到什么的内在规律是什么？它是运气、好品质还是理论体系？它是否能被包装成让每个人都能理解和相信，这是一个话语能力的问题。第三，我们应该处理好这种关系，也就是说，真正重要的是:把事情做好，说清楚，还是别人一定要说好的事情，然后才认为是正确的？未来会出现常态化的现象，即无论做得多好，到什么程度，外国主流媒体都不会承认。我该怎么办？也就是说，"风吹山，明月照大江"，让他们自己去玩，慢慢地从多数变成少数，从有影响变成没有影响。

一个事物的正确与否取决于它自身的价值和它是否符合历史规律，正如中国话语的正确与否并不取决于西方社会是否认可它一样。在过去，我们形成了一些误解，好像中国的行为必须得到国际认可才是正确的，而这种判断本身就是错误的。我们提出“一带一路”是因为我们需要“一带一路”。当然，如果我们能更好地表达它，减少一些基于误解的批评，它会发展得更好。

如果我们做得好，仍然有一些批评和颠覆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批评可能正是我们想要支持的。如果我们知道戈尔巴乔夫在西方很受欢迎，我们应该效仿吗？

总而言之，首先，我们做了什么，做得好吗？第二，这些好东西在哪里，它们是否被清楚地陈述给别人理解？只要这两件事做得好，那些反复咬文嚼字的人就会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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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零点娱乐时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