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应着重激发市场原创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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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头五个月，中国私人投资的增长率持续下降，这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追根溯源，私人投资增长率下降是由于宏观经济低迷时缺乏良好的项目回报，导致缺乏主观的投资意愿。同时，也有一些客观原因，如某些行业的准入垄断、私营企业受到差别化政策的各种显性和隐性歧视以及实际投资成本高。然而，私人投资之所以受到重视和关注，是因为它在经济周期反映方面具有广泛的经济渗透力和代表性。

民间投资等经济指标的表现反映了当前中国经济的总体状况和困境。与长期经济增长“转型”和景气周期波动叠加造成的总量问题相比，中国目前的问题在于结构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房地产产业链，房地产业已经出现。多种复杂原因导致的价格泡沫和扭曲，与地方财政收入分配机制、地方债务问题、银行信贷机制政策、个人财富结构和投资消费行为交织在一起，反过来又制约着政府的公共政策。政策一旦实施，从产出角度来看，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与新经济供给不足并存，刺激了各市场主体特别是民间投资主体的创新和创造，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如何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不断激发各市场主体的自发和原始活力，寻找新一轮经济景气循环复苏和增长质量提升的前景，笔者认为以下三个问题需要解决和处理好。

一是继续解决扩大对民间资本开放的问题。长期以来，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市场准入的优先对象是国有资本。迄今为止，许多领域仍在为民间资本设定有形和无形的门槛，民间资本在市场竞争中尚未完全实现真正的“国民待遇”。垄断导致国有部门效率低下，抑制了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回顾历史，中国第一个开放的产业是纺织业。在过去的100年里，尽管在西方列强的敦促下被迫开放，纺织业迅速成为唯一能与外国列强竞争的国家支柱产业。30多年前，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第一批开放产业是一般加工、制造和服务业，如家用电器、轻工业制造和商业零售。正是这些产业成为今天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并确立了中国作为全球制造大国的国际地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受到政策保护、未能实现充分竞争的行业从未真正成熟。

在本世纪初以来的十年左右时间里，互联网行业没有为国有资产和私人资本设定歧视性的进入门槛。国有资产和私人资本在同一舞台上竞争。虽然也有很多国有资产雄厚的互联网公司参与竞争，但几乎所有的赢家都是民营资本企业。许多私人分类服务和信息公司，如在线和移动视频、互联网移动支付、在线旅游和商务服务、在线社交网络、互联网众筹、分类数据服务，以及各种衍生的线下和在线服务，如物流服务的发展，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同时促进了传统商业模式和市场秩序的深刻变化。可以说，互联网重塑了现代生活方式和现代契约精神，私人资本在推动互联网建设中的贡献是巨大的、不可替代的。甚至可以说，它对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重塑商业形式的贡献是决定性的。其中，投资和消费行为的创新，以及市场秩序和制度的重建和优化，释放出巨大的创新活力，对市场经济体制和当代商业文明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

第二，要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激发市场的主要驱动力，就必须正确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理论认为，人们应该尊重市场规则，相信“市场先生”，但同时也需要应对“市场失灵”，这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同时，政府还需要提供公平公正的交易体系、市场秩序和其他公共供给。没有人能否认这个基本理论。然而，如何判断市场是否失灵，如何应对市场失灵，如何把握政府干预的程度，从而既不放弃市场失灵，又不过度干预，恐怕这是政府需要谨慎面对的困难。

在中国，基于历史渊源和体制，以及政府与市场深度耦合的客观现实，供给侧改革有效地保证了市场创造和创新的积极性和活力，同时要求政府努力优化服务供给。提高顶层设计能力、宏观调控能力、根据趋势正确有效引导市场方向的能力、保障前瞻性基本服务的能力、对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保持正确识别的能力、提供有效政策供给的能力等。在中国现行经济体制下，“不犯重大颠覆性错误”尤为重要，这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稳定的基本前提。当前，放松管制、优化市场干预行为、提高政策解决问题的前瞻性和精确性、提供各种高质量的监管体系来保障市场创新和公平竞争秩序，是政府干预经济、提供公共产品和履行基本公共服务职能的最现实要求。

第三，从政策操作的角度来看，供给侧改革和刺激市场创新仍然需要有效推动和解决一些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热点问题。当前，尤其要认真解决房地产行业的价格扭曲和金融稳定问题，解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房地产产业链的问题，认真清理和优化房地产价格扭曲背后的不合理的财政收支制度、地方债务问题、金融信贷政策问题，纠正以往的错误判断和政策措施。以不同的地区政策和杠杆收缩为标志，这些清理正在进行。这些热点问题的解决与市场自发创新和创造力的激发是相互关联的:抑制房地产泡沫可以为市场资源配置提供优化的市场条件，而市场自发创造力的释放可以促进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这是减缓经济对住宅产业过度依赖的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供给与需求的自发匹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是供给经济学的核心命题，也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积极追求“供给”超越现实“需求”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行动都可以被视为供给方改革的具体措施。

来源：零点娱乐时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