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中央再提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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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局】中央政府提到香港的“综合治理权”是有意义的

“要全面准确地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牢牢把握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中央政府对香港、澳门的全面管理权力，深化内地与香港、澳门的交流与合作，维护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

这句话在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最近，很多舆论，特别是香港和国际上的舆论，都在讨论这个“全面管治”是甚么意思。甚至一些外国媒体也发誓要解释这可能意味着中央政府将在未来对香港进行“鹰派”治理。

因此，我们可以好好谈谈这个“全面管治”是甚么意思，以及对香港未来的管治有何影响。

概念

事实上，“全面治理”并不是在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的，甚至不是一个“新”字。2014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关于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央政府对香港拥有“综合治理权”。

那么，“全面治理”是什么意思？

不难理解。在中国这样一个单一的国家，国家主权高于一切行政区划，地方行政区域不具备主权的特征。权力(行政权、自治权等))由每个地方行使并不是地方固有的，而是由中央政府根据宪法和法律授予的。即使是“高度自治”的香港和澳门地区也不例外。他们的“高度自治”，正是中央政府根据《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

因此，对于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的所有地方行政区域，中央政府(国家)拥有总体治理权，这符合法律原则，应被视为理所当然。

这种“综合治理权”包括什么？或者回到2014年白皮书。文件指出:“中央政府有全权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包括中央政府直接行使的权力和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中央政府有监督权。”

这是什么意思？香港大学副教授严晓军总结说:第一，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产生、立法、解释和修改法律的权力；第二，组成特区政府机构、监督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立法和行政，以及向特区政府作出新授权的权力；第三，直接管理与特区和香港防务有关的外交事务的权利。

有人认为这个提法很突兀？那么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最初的心脏”。

一国两制的框架最初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而创立的。一九八三年，邓小平谈到这件事时表示，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包括司法独立、有军队(不能构成威胁)、大陆不派行政人员到台湾。在首次适用于香港问题后，将根据《宪法》和《基本法》予以授权。

由此可见，“一国”是目的和基础，“两制”是过程和手段，孰轻孰重一目了然。显然，当这个框架被提出时，它既灵活又实用。

自中英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以来，“主权”和“统治权力”的确一直是对抗的核心问题。

核心

在香港和国际上，有人认为“一国两制”就是“一国两制”，北京只应在主权范围内管理外交和防务，其他特区管理事务都应属于“管治”范围，由香港人自己管治，中央政府不应干预。这种误解发展到了极点，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次主权”和“中国干涉香港内政”。

这种观点经不起历史和现实的考验。

根据严晓军的描述，当撒切尔夫人在1982年访问北京，正式讨论香港的未来时，“主权换治理”是英国谈判的底线。实质上，该计划希望中国只保留对香港的“名义所有权”。在管治方面，香港应继续服从英国政府和代理人，即中国大陆和香港将由完全不同的政府管治，从而分割中国对其固有领土的实质管治权。

那么，当时领导们怎么说？让我们看两种材料。

“英国用主权交换主权是不可行的。我希望我们不要纠缠在执政权的问题上，也不要让中国单方面发表收回香港的声明...我希望撒切尔夫人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离开。中国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会受到干扰，亦不会有任何改变，否则我们将无法支付费用。”(1983年，邓小平会见了英国前首相希思)

「你想以主权换取管治香港的权利，并在一九九七年后继续对香港实施殖民统治，这是完全不可行的。要求中国政府接受这种荒谬的说法，等于要求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你应该清楚，中国不是阿根廷，香港也不是这个岛。”(1983年，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告诉英国驻华代办)

由此可见，主权和治理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直是北京的核心观点。

一九八七年，邓小平在与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时，也有这样一个高瞻远瞩的声明:

“不要以为香港人管香港的一切，如果中央政府不在乎，一切都会好的。这是不可能的，这个想法也不现实。事实上，中央政府并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也无须干预。但是，在特别行政区会不会发生危及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它不会出现吗？当时，北京没有问问题吗？香港的根本利益不会受到损害吗？我们能想象香港没有干预，没有破坏力吗？……

如果中央政府放弃所有权力，可能会对香港的利益造成一些混乱和损害。因此，保留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你可以冷静地思考，香港有时是否存在没有北京就无法解决的问题……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政府就无法解决。.....如果变成打着“民主”的幌子，把香港变成反对内地的基地，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不是干预。"

2015年，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说了这样一句话:“香港特别行政区普选权的争议……实质上是治理的归属问题。”特区的管治权力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它太大了，不能失去。”

“这是一件大事，不容有半点差错。”可以说，北京对特区管治权力的看法是绝对清楚的。正如严晓军所说:“八十年代国力衰弱的时候，在‘主权不可分割’的问题上，我们从来没有让步过。今天，我们如何才能在21世纪治理的核心问题上让步呢？”

用这位学者的话说，“香港归根到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直属的特别行政区，北京拥有完全的主权和管治；香港既不是受保护的“自治领”，也不是享有“次主权”的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外国”。香港社会要进一步求生存、求发展、求自治，首先必须坦诚地接受这个基本的政治现实。”

如果说罗大佑的歌曲《皇后大道东》唱的是一些香港人在回归前的彷徨和彷徨，那么，回归后，香港社会有些人的心态已经转了180度，他们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认知是“超乎想像的”，即对高度自治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有些香港人讽刺地写道，他们认为回归只是“改国旗、改区徽、改唱义勇军进行曲”，充分表达了“我们高涨的爱国情绪”，难以为继。

这种“回归”的认知有多肤浅和虚伪？我们不妨回到历史上来——

一九八四年，邓小平说:“香港人治理香港有一个界限和标准，就是以爱国者为主体的香港人必须治理香港...什么是爱国者？当爱国者是标准的时候，他们尊重自己的民族，真诚地支持祖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而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与现实相比，“最初的心”仍有启发意义。最近，香港歌迷多次嘘声国歌，这是极端讽刺的讽刺。然而，在抗议活动中，一些人在港英时期打出了殖民旗帜，打出了“鸦片战争万岁”和“南京条约万岁”的口号，给中部和内地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刺激和伤害。

事实上，在经历了2003年的国家安全立法之争、2010年的政治改革之争和2012年的国民教育课之争之后，2014年关于综合治理权的讨论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与时俱进的背景。如果我们抱着雕舟求剑的想法来看“一国两制”，恐怕是行不通的。香港社会要进一步求生存、求发展、求自治，首先必须坦诚地接受这个基本的政治现实。

不要忘记，香港和澳门虽然没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没有实行“三权分立”或联邦制，但高度自治既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权，也不是特区的固有权力，而是来自中央政府的综合治理授权。

毕竟，“50年不变”并不意味着50年不变。

近年来，香港社会被非法占领，旺角发生骚乱，个别当选议员宣誓时侮辱国家，这些都与邓小平的说话完全一致。有些势力打着“民主”的幌子，想“把香港变成反对大陆的基地”。当然，中央政府应该及时亮剑，人大常委会应该主动解释法律。在坚决遏制和打击“台独”势力、定点消弭纷争、消除疑虑的效果背后，体现了“综合治理”的力量。

换句话说，这是中央政府一贯的政治底线，也是已经成为现实的政治运作。

现实

治病的人是杜·氏病；达到混乱的地步，遏制未来的麻烦。充分利用整体治理权力，形成中央与特区的良性互动，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体制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香港社会必须理解和支持全面管治。根据严晓军的观察，香港社会运动的不断加剧和“台独”势力的出现，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管治造成了新的干扰。这种干涉“对两地的政治互信有很大的杀伤力”

例如，一些国内外势力故意混淆和曲解“一国两制”的初衷，把“红旗反红旗”。他们对全面管治的权利吹毛求疵，提出“香港只有一个国家，没有两种制度”，幻想中央政府会收紧高度自治，甚至“完全接管”。此外，香港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竞争、收入分配不均、住房和自置居所困难等。，很容易变成对政府和相关政策的不满。这些都给香港和澳门，特别是香港，建立充分的政治认同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从身份的建构到知行合一，我们需要足够的信心、耐心和智慧。用这位学者的话来说，“一个多年来脱离国家主体政治秩序的现代城市，需要重新融入政治主体的制度体系和宪政秩序，同时保持其自身的独特性，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雄心勃勃和最困难的政治问题之一。”

面对挑战，解决难题，要确保“一国两制”不动摇、不扭曲、不扭曲，要以“坚持青山不放松”、“让东、西、北、南之风盛行”的战略决心，牢牢把握“综合治理力”的牛鼻子。在岛叔看来，这也是习近平明确指出“综合治理权”的内在原因。过去，我们多谈“高度自治”，少谈“全面管治”；如今，在舆论和意识形态的引导下，这一修正必须首先完成。

来源：零点娱乐时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