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占中”教育政策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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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2014年。是总结过去一年的时候了。许多机构都选择了今年的汉字。日本是“税”，台湾是“黑”，香港也选了“法”。之所以是“法律”，是因为公民在经历了“占领中国”的非法事件后，珍惜法治精神。那么，教育在“后职业”社会的康复阶段能发挥什么样的积极作用，香港的教育政策应该走向何方？我认为值得总结经验和深入探讨。

最近，香港教育当局正就新高中的学制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中期检讨。毫无疑问，通识教育的政治化引起了最大的关注，社会也发出了我们必须重视中国历史的呼声，通识教育和中国历史应该改变。如果“政治化”是敏感的，“非政治化”就更敏感了。教育一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因为教育是一个“百年工程”，涉及广泛的利益相关者。除非进行系统的改革，否则很难通过小修小补来满足各方。

在“占领中环”运动刚刚结束的时候，教育领域的任何麻烦都可能导致政治联盟。虽然教育当局一再强调检讨新高中学制与“占中”无关，但透过“占中”引发的社会危机，重新审视香港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是可以理解的。

回顾过去十年，香港教育当局做了哪些“好事”？有两件事是不能分开的。首先，普通教育部门是在争论中发起的；第二是以怀疑的声音拆散中国历史系。然而，官僚作风正是这两个“好东西”，它们的不良后果正在慢慢显现。尤其是“占领中国”期间的种种反常行为，显示了我们对法治理念和国家认同的严重缺失。例如，一些年轻人对大陆的态度是抵制、蔑视甚至敌视；有些年轻人只承认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一些“占领中环”的学生公然藐视国庆升旗仪式，这只是反映出如今的年轻人缺乏对国家的感情和认同感。

面对来自外界的各种问题，教育当局经常使用一些困难的专业术语来谈论它，或者强调教师的教学专业以避免干扰教学自主性；与此同时，在当今社会，一切都集中在经济表现上，甚至提出了所谓的“教育产业化”，这使人们倒吸一口凉气。当然，还必须承认，非教育者，尤其是政治家，对教育政策的评论往往只带有良好的个人愿望或独特的政治立场，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局外人指导专家”的怀疑，并对已经复杂的教育问题持片面的观点。

让我们先谈谈通识教育。主要问题是该学科的自主教学和教材的自由选择使其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容易迷失方向，缺乏针对性。因此，改变通识教育教学模式的关键是要有一套统一的教材或教科书，这样教师才能有一个教学的基础，学生才能有一个明确的学习范围，这也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公平的评价机制。同样，非法“占领中国”最终也结束了，因为它面临着类似于现代代议制政治的困境。“我们自由选举了为我们说话的人，但当他们背离公众舆论时，我们无法有效地提出制裁措施。”结果，领导人被排除在外，他们的死亡加速了。俗话说，“绝对自由等于绝对独裁”，“占领中国”，而通识教育的教学模式并没有逃脱这种桎梏。

此外，以中国历史为突破口来审视教育政策也是一个明智之举，有效的方法体现在“独立”和“强制”两个字上。所谓“独立”，是指中国历史必须“独立”，而不是融入所谓的“综合人文”、“中西融合”、“校本发展”，使学生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支离破碎、脱节。至于“必修”，则意味着中国历史必须是贯穿中学阶段的“必修课”，以增加学生对祖国的了解，提高他们的民族认同感。

法国的拿破仑说过:“要摧毁一个国家，首先要摧毁它的文化”；英国教育家培根说:“历史使人明智。”试想，当学生们对国家的历史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时，他们怎么会有国家的概念呢？如果中国历史可以“独立和必修”，我相信这将有助于弥补学生对“一个国家”概念的缺乏，使他们对自己的历史有“爱和尊重”。时间一长，它肯定会跟着来的！

综上所述，非法“占领”运动表明，有人误解了“一国两制”，先有“一国”后有“两制”，但却出现了“两制核心”的谬论，无视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在后职业时代，社会开始反思我们的教育制度是否有问题。正因为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教育改革更为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过，无论学生对国家和特区政府持何种态度，他们都必须了解国情和《基本法》。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解决通识教育、中国历史乃至民族教育中的深层次矛盾。(香港时事评论专栏作家/黄天翼)

来源：零点娱乐时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