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互助做大更要做优

本篇文章1510字，读完约4分钟

随着“互联网加”时代的到来，网络互助平台作为一个基于网络的小型医疗互助组织，提供疾病互助项目，发展迅速。根据蚂蚁集团最近发布的第一份网络互助产业白皮书，2019年中国各种网络互助平台的实际参与者人数为1.5亿，预计2025年将达到4.5亿。

网络互助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得益于中国独特的“沃土”—

首先，它满足了一些中低收入群体对严重疾病保护的需求。购买商业大病保险每年要缴纳几千元的保费，但网络互助计划的参保人不到200元，看起来很实惠。因此，许多人放弃了原来投保商业保险的计划，参加互助。

此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和网络消费的普及，人们逐渐认同了基于“网络社区”的互助模式。人们信任屏幕后面的“陌生人”，愿意提供信息、支付费用和获得帮助，这在十多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此外，帮助穷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购买商业保险时的“价格博弈”和“信息不对称”等弱势体验相比，互助形式更容易给参与者一种“主人”的良好感觉，在享受保护的同时享受“送人玫瑰”的良好体验。这是网络互助迅速扩大的深层驱动力。

根据《白皮书》的数据，根据全国大病网络互助基金总额占全社会大病医疗费用的比重统计，2019年，全国大病医疗费用平均保障水平从60%提高到60.73%，贡献率为0.73%，预计到2025年，贡献率将上升到3%。

然而，随着网络互助的快速发展，其监管亟待加强。

首先，需要明确相关规范。2020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依托、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和医疗互助为一体的医疗保障体系。”一些网络互助组织将这些表述解释为“网络互助已成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实际上，上述词语并没有明确说明这种“互助”仅仅是指企事业单位成员之间的传统团体互助，如工会成员与行业从业人员之间的互助模式，或者网络互助组织是否也包括在内。

定位不清导致管理盲点。目前，一些网络互助机构集中在民政部门，更多的是只在工商部门注册的“网络技术企业”。然而，这些互助平台的运作模式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筹资和集资的界限，涉及融资等行为，掌握了1亿多人的基本信息和健康信息。当务之急是明确其监管隶属关系，完善配套法律法规和政策，防止风险积累，使其成为改善居民福祉和改善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

其次，要提高网络互助的透明度。事实上，在网络互助发展的十年里，它从未能对一些公共问题做出积极的回应。例如，互助组织管理人员的亲友生病后，如何避免参加保险的“道德风险”？如何解决保护会员隐私和提高索赔透明度之间的矛盾？赔偿案件越多，平台收取的管理费越多，最终由成员分担，这种模式合理吗？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集中控制下进行管理，监管部门和第三方组织应合作建立科学高效的信息披露、分析和发布机制，形成多方监督、相互促进的监控机制。

目前，一些网络互助机构在“招徕顾客”时，将价格与商业大病保险和医疗保险进行比较。事实上，一些网络互助产品的大病率只有商业保险的1/10，所以“保费”便宜到一两百元也就不足为奇了。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在承保时使用免责条款来“保护”大多数不健康的人，而且他们没有像商业大病保险那样的续约承诺。这种通过压制“大病保险”来故意掩盖自己的职能和获取客户的行为违反了公平竞争标准，有误导之嫌，不利于多层次健康保障体系的完善。

为加强居民健康保护，应充分利用网络互助的力量。我们不应该让它徘徊在灰色地带，而应该把它拉进“阳光”里，经常修剪它，使它健康成长，为建设健康的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人民日报(2020年6月5日，第19版)

来源：零点娱乐时刊